谭其骧 |《汉书•地理志》选释
编者按
编者按：本文原载《长水集》下册（谭其骧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原文选释了汉代六郡，限于篇幅，本推文只选用其中三郡。“正史”地理志是我国古代地理著述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部分。二十四部“正史”中，有地理志的共有十六部。在十六种地理志中，《汉书•地理志》是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一种。这是由于：
第一，《汉书•地理志》是第一部正史地理志，也是我国第一部以疆域政区为主体、为纲领的地理著作。《汉书》全书的体例虽仿自《史记》，《汉书》的“志”就是《史记》的“书”，但《史记》八书中并无地理一书，专为地理作志，始自《汉书》。汉志（《汉书•地理志》的简称，前人专讲沿革地理的著作，习惯上都简称各正史地理志为汉志、续汉志、晋志等。）以前的地理著作，如《山海经》、《禹贡》、《职方》等，一般都以山川为主体，以著作者所拟定的地理区域为纲领，不注重疆域政区；至以一朝某一时期的疆域为范围，把当时的政区建置全部记录下来，先立此为主体、为纲领，然后分条附系其他山川物产等项，就这样一种著述体制一一我们可名之曰疆域地理志——而言，也是《汉书•地理志》所开创的。后世继汉志而作的各正史地理志，当然都是疆域地理志；就是六朝以后所兴起的，现存《元和郡县志》以下的历朝地理“总志”，内容虽较正史地理志有所扩展，性质并无二致，也是疆域地理志。《汉书•地理志》既是疆域地理志的始袓，因而二千年来，所有这一类著作，不管它讲的是什么时代，什么地区（只要在汉志记载所及范围以内），如果它要推本溯源，追寻建置来历，最后必然要归结到汉志的记载上去。所以前人认为不读《汉书•地理志》，就无法从事历代疆域政区沿革的研究，这一看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南宋刊元递修本《汉书》
第二，《汉书•地理志》不仅是正史地理志中最早的一部，并且也是最好的一部。它的好处有二：其一，它在各郡县条下的附注，内容很丰富，计有户口数字，山岳陂泽的方位，水道的源流，水利的设施，具有历史意义的城、邑、乡、聚，重要的关、塞、亭、障，著名的祠庙、古迹，当地的特产，官家设置在各地的工矿企业等等各项。后世的各史地理志，在个别方面间有超过它的，总的说来，往往反而赶不上它。其二，汉志在志末又辑录了西汉成帝时刘向所言的《域分》，朱赣所条的《风俗》；所谓域分、风俗，实际上是一篇以《史记•货殖列传》为基础，而予以补充、扩展、改编，比《货殖列传》更加完备的全国区域地理总论。以后的正史地理志大多数根本没有这一部分，只有《南齐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和《宋史•地理志》稍有类似的记载，但远不及汉志的全面而扼要。汉志既然具有这二大好处，因此它一方面是一个保存着许多珍贵的古代地理资料的宝库，一方面又是我国地理学史中一部划时代的代表作。第三，《汉书•地理志》的记述对象不单限于西汉当代的地理，它又“采获旧闻，考迹《诗》、《书》，推表山川，以掇《禹贡》、《周官》、《春秋》，下及战国、秦、汉”；换言之，它不仅是一部地理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汉以前古籍里所记载到的地名，很多都是由于汉志用汉地予以注释，因而后人才能知道它们的正确位置(但汉志的注释也有一部分并不可信)。所以任何人想研究西汉以前的古代地理，也都离不开这部《汉书•地理志》。第四，《汉书•地理志》是以我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之一西汉的全部疆域政区——东至今日本海，西至玉门、阳关，南至今越南中部，北至阴山一一为记述对象的，所包括的地区范围既很辽阔,对边疆地区的记载也比较详悉。其他正史地理志也很少有赶得上它的。两汉隋唐时为我国中古时代的盛世，就以续汉志、隋志、唐志和它相比：续汉志地区范围大致和汉志相当，缩小得不多，但整个北边由于政区建制撤销了许多，记载就很简略；隋志、唐志在东北西南的地区范围都远不及汉志广阔，西北方面地区虽有所扩展，记载也不及汉志详悉。因此，《汉书•地理志》又是一部研究古代边疆地理的必读之书。
西汉时期全图
《汉书•地理志》是一篇具有重大价值的古代地理著作，但要读通它却颇不容易。其所以不容易，除了一般古籍共有的情况，即由于长时期的传抄翻刻造成了许多文字上、排列上的讹误错乱外，还有它的特殊情况：
《汉书•地理志》的重要与难读，旧时代的学者早已注意到了，曾经为志文的全部或一部做过注释工作的，不下数十家之多。清末王先谦作《汉书补注》又把诸家的注释汇于一篇，为近人读汉志提供了不少方便。但这些旧释往往失于枝蔓烦琐，并且这些注释家的功力多数都集中在校勘训诂方面，很少能够正确地指出原著的得失，注意到阐发原著的科学价值。这样的注释是不符合于当前的时代要求的。本释文的写作，目的是想在前人研究成绩的基础之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进一步有所提高，使《汉书•地理志》这一篇古代地理名著，能为现代青年学者所掌握，从而运用它来为当前的科学研究——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的研究服务。限于学力，自知实际写出来的东西和理想中的目标距离尚远，诚恳地希望读者多多予以批评和指正。
《汉书•地理志》全志包括三部分：卷首全录《禹贡》和《职方》两篇，两篇之外又略缀数语，这是对前代沿革的简略交代；卷末是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性质近似附录；中间叙平帝元始二年的疆域政区，计有一百另三郡国，一千五百八十七县、道、邑、侯国，才是全志的正文。这里所选释的，只限于正文中的一小部分，即百三郡国中的六个郡。原定计划本不止此，为写作时间所限，拖了一年仍未能如愿，兹以《选读》急于与读者见面，只得暂以此付印，其余留待日后再说。《汉书·地理志》书影
京兆尹
京兆尹〔1〕 故秦内史〔2〕；高帝元年属塞国〔3〕，二年更为渭南郡，九年罢，复为内史〔4〕；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5〕，太初元年更为京兆尹〔6〕。元始二年，户十九万五千七百二，口六十八万二千四百六十八〔7〕。县十二。
【注释】
〔1〕“京兆尹”和“左冯翊”、“右扶风”是三个和它们的长官同名的政区名。这三个政区在地方行政区划制度上本相当于郡，由于所辖系京畿之地，故特示尊崇，长官别制美称，不称“太守”，辖区即用长官的官名为名，不称“郡”。三区合称“三辅”，意即三个畿辅之区。
京兆尹辖首都长安及迤东秦岭以北、渭水以南诸县，左冯翊辖长安以东、渭水北岸诸县，右扶风辖长安以西、渭水南北诸县；三辅辖区合起来大致相当于现今陕西省中部整个关中平原，也就是秦代内史的辖地。秦内史辖地即称“内史”，不称郡，汉三辅不称郡，即系沿袭秦制而来。三辅由于在地理上、历史上本来是一个区域，在汉代又同属畿辅之地，所以虽然政区划成三个，治所仍沿袭内史时代之旧，同治于长安城中。（见本书《百官公卿表》颜师古注引东汉服虔《汉书音训》；又见不著撰人姓名的六朝旧籍《三辅黄图》。）
“京”,意即大；“兆”，意即众；首都为大众所聚，故称“京兆”。从字义上讲，“京兆”和“京师”、“京都”本无二致；自汉置京兆尹后，前者遂成为郡级政区名，与后者专指首都所在的城市有别。“尹”意即治，古官名。自汉代把首都所在的郡级长官称为尹，后世因之，一直沿袭到明、清的“顺天府尹”，民国初年的“京兆尹”。
〔2〕志在各郡国下都叙有沿革，只追溯到秦为止，不及秦以前。汉京兆尹只是秦内史的三分之一，志称“故秦内史”，只是说汉京兆尹在秦内史的辖地内，不是说汉京兆尹就等于秦内史。各郡国下凡称“故秦某郡”者，除河南郡与秦三川郡辖区大致相等之外，含义皆与此相同。
〔3〕塞国是秦亡之初西楚霸王项羽所立十八王之一，《汉书》作者尊汉抑楚，故以汉年纪楚事。“属塞国”，意即是塞国国土的一部分。
汉志出于草创，书法义例往往未能划一。即以郡国沿革提到十八王为例，全志只在三辅、河内、南郡、上郡、胶东、六安八郡国下，提到了十八王中的塞、雍、殷、临江、翟、胶东、衡山七国，脱漏过半。其他类此者甚多。
〔4〕“二年”，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本书《异姓诸侯王表》，当作元年。
汉灭塞后，分其地置渭南、河上二郡。九年，并故秦内史地渭南、河上、中地三郡复为内史。志文“更为”、“复为”词义不清，必需和左冯翊、右扶风条下的沿革合起来看，意才分明。
高帝初还无意定都关中，所以分秦内史为渭南、河上、中地三郡；定都后才恢服秦制。其后民物日益繁庶，终于又把内史分成成三辅。三辅区域，即本于高帝时的三郡。
〔5〕内史分为左、右，据《史记•景帝本纪》、本书《百官公卿表》，在景帝二年，但志文作“建元六年”，亦当有所指，疑景帝二年初分左、右时，二内史只分辖区，未分府署，至建元六年始分署理事。
〔6〕志例于各郡县下附叙王莽时改制。据《王莽传》，天凤元年，分三辅为“六尉郡”，三辅下皆脱载。
〔7〕汉平帝元始二年，当公元纪元二年，志所载各郡国户口即以是年版籍为据；这是我国见于文献的最早户口统计数字，由此可见当时各地区人口分布的大致情况。京兆尹图
长安〔1〕高帝五年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2〕。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3〕。王莽曰常安〔4〕。【注释】
〔1〕故城在今西安城西北二十里。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载有每一水道两岸的古城邑，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等历代总地志和宋元以来的各地地方志，都在每一州县下叙有境内的古城邑遗址，这是后人所以能够知道数以千计的千百年前已废的古城所在的主要依据。清初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官修的《大清一统志》,把这方面的材料做了一个总结，翻检最便。本释文凡采用这种传统记载的，一律不注出处；遇到为传统记载所不及或有记载而不可信从的，才别采他说，注明出处。
汉长安城的遗址，自清末以来，屡经考古学者踏勘，1957年后，正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发掘。
〔2〕志在县下叙及沿革的很少，提到置县年代的更少，提到筑城的只有几个县。
长安是西汉一代的首都，此条载了置县筑城之年，独不载定都之年，这是很大的缺点。按，高帝五年二月即皇帝位，都雒阳；五月，徙栎阳；七年，自栎阳徙长安：见《史记•高祖纪》和本书《高帝纪》。
长安城成，据《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及本书《惠帝纪》，在惠帝五年。
据《高帝纪》五年师古注，长安本秦之乡名。
〔3〕志在每一郡国下都有户口数，县下有的却极少；有户有口的只长安、左冯翊的长陵、右扶风的茂陵、颍川的阳翟、傿陵五县，有户无口的只河南的雒阳、南阳的宛、蜀郡的成都、鲁国的鲁、楚国的彭城五县，共只十县。这十县的户口数是否与各郡国下户口数同一来历，即以元始二年版籍为据，很难断定；可能是班固从其他零星资料上辑录过来的，年代先后也不一，十县中户口以长安为最多，其他都在四万户以上，应该都是当时著名的大县。
〔4〕“常”与“长”义相通。王莽改易汉郡县名，往往采用音义相同或近似或相反的字眼。汉长安城平面示意图
新丰〔1〕骊山在南〔2〕。故骊戎国〔3〕，秦曰骊邑，高祖七年置〔4〕。【注释】
〔1〕故城在今临潼县东北十四里。
据师古注引应劭(东汉末年人，著有《汉书音义》)、《三辅旧事》(晋人所撰，佚其名)、《水经•渭水注》，高祖定都关中后，太上皇思念他的故乡丰邑(秦属沛县，今江苏沛县），意欲东归，高袓于是按照丰邑的城市街里，改筑骊邑，并分徙一部分丰民住到骊邑来，因此改名“新丰”。
〔2〕志所载山名共有一百七十五个，或作某县有某山，或作某县有某山祠，或作某县某山在某方，或作某县某山，某水所出，或作某县某山出某物。
骊，一作丽、郦、离。山在今临潼县南二里，即蓝田之北山。
〔3〕志在县下叙沿革，或远追三代，或近摭本朝，或详或略，并无一定的体例。志所谓“故”，所指时代也很广泛，只要是在西汉末年以前的，都可以称为“故”。
骊戎，春秋时戎狄之一。
〔4〕高祖七年只是置县，并未改名。改名在高祖十年太上皇崩后，见《史记•高祖纪》。志文应作“高祖七年置县，十年更名”。
船司空〔1〕莽曰船利。
〔1〕故城在今华阴县东北五十里。
渭水东至县境入河(黄河），见本志陇西首阳下。
司空，官名；船司空，本系主船之官，后改建为县。汉都关中，主要依靠黄河渭水转输东方的物资来供应京师的需要；据《水经•渭水注》，汉船司空即设在当时的水运枢纽渭水、河水会流处。
蓝田〔1〕山出美玉〔2〕。有虎候山祠，秦孝公置也〔3〕。
【注释】
〔1〕故城在今县西三十里。
〔2〕志载各地特产，多数是玉、石、金属等矿产。山在今县东三十里。
〔3〕“秦孝公置也”，当系指虎候山祠而言，依志例，“置”当作“起”。若是指蓝田县而言，则“孝公”当作“献公”见《史记•六国表》。
华阴〔1〕故阴晋〔2〕；秦惠文王五年更名宁秦〔3〕；高帝八年更名〔4〕华阴〔5、6〕。太华山在南〔7〕，有祠〔8〕，豫州山〔9〕。集灵宫，武帝起。莽曰华坛也。
【注释】
〔1〕故城在今县东南五里。
〔2〕战国时魏地。
〔3〕据《史记•秦本纪》《六国表》，阴晋入秦更名“宁秦”，在惠文王六年。
〔4〕志所谓更名，意义很含混，有的只是单纯换一个名称，有的是更名同时又置了县。此条前后二更名而无置县之年，可能前一更名的意义就是包括了置县的。
〔5〕华阴地名始见《禹贡》，汉取以名县。地在华山之北，山北曰阴故名。
〔6〕凡县为都尉治所，志例于县下注出都尉治或某某都尉治字样。华阴是京辅都尉治所，见《三辅黄图》及《宣帝纪》本始元年师古注，此处可能原有“京辅都尉治”五字，传写脱去。
〔7〕太华山名见《禹贡》；依志例，三字上当有“禹贡”二字，疑传写脱去。山在今县南十里。
〔8〕据本书《郊祀志》，华山为五岳中之西岳。自宣帝神爵后，岁祠五岳、四渎，皆有常礼。
〔9〕《职方》每州下各有著名的山、薮、川、浸名，志所谓“某州山”、“某州薮”、“某州川”、“某州浸”，即所以解释《职方》。
郑〔1〕周宣王弟郑桓公邑〔2〕。有铁官〔3〕。
【注释】
〔1〕故城在今华县西北三里。
〔2〕春秋时秦武公十一年初以郑为县，见《史记•秦本纪》。汉志不重视县的始建年代，往往明见于记载而县下不提，此其一例。以秦县而言，估计总数当不下八九百个，但为汉志所提到的不满十个
〔3〕武帝时收盐铁之利入官，分置盐铁官于出盐出铁的郡县。志所载盐官共三十五：
河东安邑 | 太原晋阳 | 南郡巫 | 巨鹿堂阳 |
勃海章武 | 千乘 | 北海都昌 | 北海寿光 |
东莱曲成 | 东莱东牟 | 东莱㡉 | 东莱昌阳 |
东莱当利 | 琅邪海曲 | 琅邪计斤 | 琅邪长广 |
会稽海盐 | 蜀郡临邛 | 犍为南安 | 益州连然 |
巴郡朐忍 | 陇西 | 安定三水 | 北地弋居 |
上郡独乐 | 西河富昌 | 朔方沃壄 | 五原成宜 |
雁门楼烦 | 雁门沃阳 | 渔阳泉州 | 辽西海阳 |
辽东平郭 | 南海番禺 | 苍悟高要 |
铁官共四十八：
京兆郑 | 冯翊夏阳 | 扶风雍 | 扶风漆 |
弘农黾池 | 河东安邑 | 河东皮氏 | 河东平阳 |
河东绛 | 太原大陵 | 河内隆虑 | 河南 |
颍川阳城 | 汝南西平 | 南阳宛 | 庐江皖 |
山阳 | 沛郡沛 | 魏郡武安 | 常山都乡 |
涿郡 | 千乘千乘 | 济南东平陵 | 济南历城 |
泰山嬴 | 齐郡临菑 | 东莱东牟 | 琅邪 |
东海下邳 | 东海朐 | 临淮盐渎 | 临淮堂邑 |
桂阳 | 汉中沔阳 | 蜀郡临邛 | 犍为武阳 |
犍为南安 | 陇西 | 渔阳渔阳 | 右北平夕阳 |
辽东平郭 | 中山北平 | 胶东郁秩 | 城阳莒 |
东平 | 鲁国鲁 | 楚国彭城 | 广陵 |
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盐铁产地分布的情况。
汉盐业画像砖
湖〔1〕有周天子祠二所〔2〕。故曰胡，武帝建元元年更名湖〔3〕。【注释】
〔1〕故城在今阌乡县西南。
〔2〕按周厉王名胡，可能因此县本名胡，遂置祠以祀周厉王。
〔3〕古有胡国，相传东周初为郑武公所灭，见《竹书纪年》与《韩非子》。建元元年只是更名，其前已有胡县。县南有地名鼎湖，传说为黄帝铸鼎之处，故武帝更名湖。
下邽〔1〕
【注释】
〔1〕邽音圭。
今渭南县北五十里有下邽镇，那是唐宋时代下邽县的故址。汉晋下邽故城据唐宋地志的记载，在当时的下邽县东南三十五里渭水之北，约在今渭南县东北二十余里。
师古注引应劭曰：“秦武公伐邽戎，置有上邽，故加下”。师古曰：“取邽戎之人而来为此县”。《水经•渭水注》：“秦伐邽置邽戎于此”。上邽县，汉属陇西郡，故城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部族迁徙所至，即以该部族的族名或原住地的地名作为新居的地名，这是古代常见的事；注意了这些史料，对于瞭解古代的部族迁徙有很大的帮助。
南陵〔1〕文帝七年置〔2〕。浐水出蓝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水。霸水亦出蓝田谷，北入渭〔3〕。古曰兹水，秦穆公更名以章霸功，视子孙〔4〕。
【注释】
〔1〕故城在今西安城东南二十四里白鹿原上。
皇帝、皇太后的坟墓叫陵。南陵是文帝母薄太后的陵；陵近文帝霸陵，在霸陵南，故名南陵。
汉代的陵及其附属的园、寝、庙规模很太，自元帝以前，每起一陵，就要在陵侧置县，役使县民供奉园陵,叫做“陵县”，一称“陵邑”。又屡次大规模地强迫各地大官僚、大富人、大土豪移家陵县。陵县不属郡国而直属于中央九卿中掌宗庙礼仪的太常。至元帝时，才以原有各陵县分属三辅，是后所起的陵也不再置县，不再徙民。见于汉志的有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薄太后南陵和赵偼伃（昭帝母，追尊为皇太后）云陵九个陵县。其中在渭水北岸的长陵、阳陵(属冯翊）、安陵、茂陵、平陵（属扶风），合称五陵；所徙官僚、富豪最多，风俗奢纵，时人比之于长安。汉代陵邑
〔2〕《史记•景帝本纪》，“二年，置南陵县”，与志异。可能是文帝七年初起陵时未置县，到景帝二年才置县。〔3〕志叙水道，除少数不著首尾或首尾不全外，通例都在发源地所在的县下注出出某山、或某谷、或某地、或某方位，或首受某水，流向某方位，至某县入某水、或某陂、泽、津、渠、或海；大水并加叙过郡几，行若干里。这是一种很好的简单明瞭的水道记叙法，可惜以后的正史地理志都没有学习汉志这一办法，只在县下注说有某水，或距县某方位若干里有某水，既不叙出入，因而就无法考究水道的源流经过。全志所载水道和陂、泽、湖、池共三百六十一，无名小水犹不在内，是我国现存古籍中《水经注》以前的关于水道的最详实的记载。
浐水，传世各本志文皆误作“沂水”，此据《水经•浐水注》所引志文改正。
〔4〕今本《汉书》“古曰兹水”上衍一“师”字，遂以此句误作颜师古的注文，兹据《太平御览》地部二十七引文改正。“章”，意即表彰，“视”犹言示。
奉明〔1〕宣帝置也〔2〕。
【注释】
〔1〕故城在今西安城北八里。
〔2〕县为宣帝父史皇孙墓地“奉明园”所在，元康元年益园户满千六百家，立为县，见《宣帝纪》、《戾太子传》。按，史皇孙本身不是皇帝，儿子做了皇帝，所以墓地称“园”不称“陵”，特置县如陵县例。高祖葬太上皇于栎阳县北原，分栎阳置万年县，与此同一事例。
霸陵〔1〕故芷阳，文帝更名〔2〕。莽曰水章也〔3〕。
【注释】
〔1〕故城在今西安城东北三十五里。
〔2〕芷阳，战国旧县。县境跨灞水两岸，西岸的白鹿原，东岸的骊山,都是秦眧襄王以来帝、后、太子的葬地。文帝九年起陵芷阳，以地处灞上，改名霸陵。陵在水西，县城在水东。
〔3〕水章即取秦穆公改水名以章霸功之义。
杜陵〔1〕故杜伯国〔2〕，宣帝更名〔3〕。有周右将军杜主祠四所〔4〕。莽曰饶安也。
【注释】
〔1〕故城在今西安城东南二十里少陵原上。
〔2〕杜伯，西周宣王时杜国的君主，入朝为右将军。
〔3〕春秋时秦武公十一年置杜县，见《秦本纪》。宣帝元康元年置陵杜东原上，更杜县名杜陵，见《宣帝纪》。志文当在“宣帝更名”前增“秦武公置杜县”一句。
〔4〕“右将军杜主”即杜伯，因为他为周宣王所冤杀，成为古代关中民间普遍信奉的鬼神之一。
河南郡
河南郡〔1〕故秦三川郡，高帝更名〔2〕。雒阳户五万二千八百三十九〔3〕。莽曰保忠信卿〔4〕。属司隶也〔5〕。户三十七万六千四百四十四，口一百七十四万二百七十九。有铁官、工官〔6〕。敖仓在荥阳〔7〕。县二十二。
【注释】
〔1〕河南郡得名于郡境在大河(黄河）之南。荥阳以下河道古今不同，汉大河斜向东北，今黄河斜向东南，所以二十二属县中的卷、原武、阳武三县，故地虽在今黄河北，仍在汉大河南。
河南与河内、河东三郡，汉代习称“三河”。三河地处全国的中心，又邻近京师，繁剧仅亚于“三辅”。
〔2〕若依三辅下叙沿革例，“故秦三川郡”下当作“高帝元年置河南国，二年更为郡”。（事见《史记•高祖纪》及《秦楚之际月表》、本书《高帝纪》及《异姓诸侯王表》。）
〔3〕县有户口数的共十县，九县皆在县下，独雒阳在郡下。
〔4〕“保忠信卿”也是以官名为政区名，与汉三辅同。王莽想迁都雒阳，所以把河南郡提升为与汉京兆尹地位相当的保忠信卿。
据《王莽传》，莽又分河南郡东境荥阳等县为“祈队郡”，志脱。（队即遂，郊外的意思。）
〔5〕武帝征和四年，置“司隶校尉”，掌捕督奸猾，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职司与前此元封五年所置督察在外郡国的十三部刺史略同，惟权位特隆。司隶校尉所察地区范围称司隶校尉部，十三刺史所察称刺史部,全国所有郡国，都分隶于这十四个部。成帝元延四年，省司隶校尉；绥和二年哀帝复置，但称司隶。（《百官公卿表》、《续汉书•百官志》、本志前序）
据《百官公卿表》，司隶察三辅、三河、弘农，志只在河内、河南下注出“属司隶”，三辅、弘农、河东下都没有注。司隶所察以外，十三刺史部所属九十六郡国，也有十九郡国没有注出所属，大致都可以从它们的地区位置，并参证《续汉书•郡国志》的记载，予以推定。
西汉时司隶部和刺史部只是监察区而不是行政区，所以汉志以郡国为纲，以县为目，各郡国属于那一部，只作为郡国下的注文，这是合理的。但全志一百零三个郡国的排列不依州部为次第，时而是属于这一部的二三郡，时而又是属于那一部的二三郡，一部所属，既前后错出，在地理上又时而东，时而西，往往不相连属，这显然是一个缺点。汉志既以元始二年的册籍为根据，难道西汉政府的册籍就是这样杂乱无章的吗？有没有可能班固原书本不如此，今本汉志所以这样杂乱，是错简的结果呢？这是很可以怀疑的。
〔6〕志载盐、铁、工等官，通例皆在县下，亦有少数在郡下。
工官，掌管官营的手工业。志所载工官计有河内怀县、河南郡、颍川阳翟、南阳宛县、济南东平陵、泰山奉高、广汉雒县、蜀郡成都八处(奉高工官又见泰山郡下，雒工官又见广汉郡下），应该都是当时的重要官营手工业中心，雒和成都二工官主作金银器，见本书《贡禹传》；其他无考。
〔7〕敖仓，始置于秦。战国、秦、汉时，黄河在荣阳县境别出东流为济水，济水又在县境别出为浪汤渠，济水和浪汤渠的下游又和当时经济最发达的中原地区的重要水道颍、涡、睢、获、菏、濮诸水相通连，东南达于淮泗；敖仓正设在荥阳县治北、下临济水、西距河济分流处不过二十里的敖山上，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它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粮仓之一，中原漕粮无论是西输关中，或北致边塞，都需要在这里积储、转搬，所以汉志特别予以重视，系之郡下。河南郡图
雒阳〔1〕周公迁殷民，是为成周〔2〕。春秋昭公二十二年，晋合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3〕。莽曰义阳。【注释】
〔1〕故城在今洛阳城东北三十里，城的西墙西距白马寺三里；1954年考古研究所曾予以实地勘察。
雒阳，得名于在雒水之阳。水北曰阳。
汉以前河南的洛水作“雒”，陕西的洛水作“洛”，二字不相混；曹魏以后，始改“雒”亦作“洛”。今本魏以前古籍中讲到河南的雒水和雒阳或作“洛”，都出于后人所改。
〔2〕周初周公经营东方，在雒水北岸、瀍水东西筑了两个雒邑，西雒邑住的是周人，东雒邑住的是被强迫迁来的殷民。西雒邑春秋时叫做“王城”，战国以后叫做“河南”；东雒邑春秋时叫做“成周”，就是战国以后的“雒阳”。
〔3〕“二十二”当作“三十二”。据《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只作好了筑城的准备工作，正式动工在次年，即鲁定公元年，三旬而毕。
周敬王以王子朝之乱，自王城迁居成周。成周城小，不够作为王都之用，求助于晋，晋合诸侯之力，扩大成周城，把原来在城东北的狄泉筑在城内。【注释】
〔1〕“荥”,本作“荧”，唐人始改写作“荥”。故城在今荣阳县东北，废荥泽县西南十七里。
荥阳当得名于地处荥水之阳。《禹贡》“荥波既猪”，济“溢为荥”，《职方》“其川荥、雒”，古有荥水甚明。但汉志无荥水，古荥水的源流，今已无可确指。
本志上党谷远下，“沁水东南至荥阳入河”，是荥阳县治虽在大河之南，县境有一部分在大河之北。
〔2〕卞，东汉后作“汴”，一作“汳”。卞水本是一条发源荥阳西南，东北流数十里即注入济水的小水，故汉志只说在西南，不著首尾。东汉后不知何故竟把卞口以上出河之济和卞口以下东至彭城（今徐州）的狼汤渠、菑获渠、获水都叫做汴水，从此汴水就变成了中原一条最著名的巨川。
〔3〕古代中原湖泊，大多数久已淤涸成为平地。冯池在《水经注》中叫做李泽，此后即不再见千记载。荥阳故城遗址
〔4〕泲，即“济”。志称济水皆作“泲”,惟济南、济北、济阳、济阴等地名又作“济”，不可解。陈，淮阳国属县,今淮阳县治。
志叙水道只提首末，不及经过，失之太简。但实际上比较大一点的水道，中途一般都要接纳若干支流，分出若干支津，这些支流、支津的首尾，也就是干流的经过地点，读者只要把和某一水相关联的几条水合在一起看，即大致可以看出此水的经流地区。以狼汤渠为例：本志陈留郡浚仪县下有“睢水首受狼汤水”,陈留县下有“鲁渠水首受狼汤渠”，淮阳国扶沟县下有“涡水首受狼汤渠”的记载，可见浚仪(今开封)、陈留、扶沟三县都是狼汤渠所经过的地区。浚仪在荥阳正东，可见荥阳、浚仪间渠水的主要流向是自西而东。陈留在浚仪东南，扶沟在陈留正南，陈在扶沟东南，可见自浚仪以下，渠水的主要流向是自北而南偏东。
狼汤渠就是《史记•河渠书》里的“鸿沟”，是战国、秦、汉时中原水道交通的纲领(详《河渠书》)。自汉以后，几经徙变，日渐堙塞，至今已无复遗迹可寻。
“过郡四”，可确指的只河南、陈留、淮阳三郡，此外一郡大致是汝南。【注释】
〔1〕故城即今偃师县治。
〔2〕尸乡在偃师县治西十里，当雒阳东出大道上。汤都亳，旧释亳地所在有许多说法，此其一。
〔3〕传说武王伐纣，功成旋师，至此筑城，息偃戎师；“偃师”，“师成”，皆以此得名。
京〔1〕
【注释】
〔1〕故城在今荥阳县东南二十里。
师古曰：“即郑共叔段所居也”。共叔段居京，见《左传》隐公元年。
县有京水，见《水经•济水注》。
平阴〔1〕
【注释】
〔1〕 故城在今洛阳城北偏东五十里黄河南岸，其北面已崩于河。
应劭曰：“在平城南，故曰平阴”。按应说多不可信。平县故城在今偃师县西北二十五里，平阴故城若在其南，则当在汉雒阳东北，与《水经•河水注》“河水东径平阴县北、河阳县故城南”，然后“东径洛阳县北”不合。平阴是当时雒阳城北黄河上一个重要的津渡（见《高祖纪》、《陈平传》、《曹参传》），亦不得在远离河岸的平县以南。黄河自三门砥柱以下，水势比较平顺，故《水经注》洛阳城北有临平亭、河平侯祠，平县故城东北的孟津一名“富平津”，“平阴”与“平县”，亦当得名于此。
中牟〔1〕圃田泽在西〔2〕，豫州薮。有筦叔邑〔3〕。赵献侯自耿徙此〔4〕。
【注释】
〔1〕故城在今县东六里。
〔2〕圃田是古代中原一个著名的大泽，《诗•小雅•车攻》：“东有甫草”，即圃田之草。春秋时郑地，《左传》作“原圃”。战国时为魏地，《竹书纪年》作“甫田”。据《水经•渠水注》，“泽东西四十许里，南北二十许里，中有沙冈，上下二十四圃，津流径通，渊潭相接；水盛则北注渠（即狼汤渠），渠溢则南播泽”。据《元和郡县志》，泽在中牟县(汉唐故城)西北七里，管城县（今郑州）东三里，东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今已成平地。
〔3〕筦，同管。管叔，周武王弟。
依志例，当作“有筦城，故筦叔邑”，可能是传写脱去“筦城故”三字。管城即今郑州治。
〔4〕赵献侯徙中牟，此句应紧接中牟县名下。志县下注文，往往先后失序，此其一例。耿，见本志河东皮氏县下，在今河津县南十二里汾水南。
赵献侯所徙居的中牟，当即春秋时晋的中牟，地处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接壤地带，当时的大河东岸(确地无考，约在南乐、聊城之间），与此春秋郑地、战国魏地、汉属河南的中牟无涉，志误。
平〔1〕莽曰治平。
【注释】
〔1〕故城在今孟津县东，东南距偃师县二十五里。
阳武〔1〕有博狼沙〔2〕。莽曰阳桓〔3〕。
【注释】
〔1〕故城在今原阳县东南二十八里。
〔2〕秦始皇二十九年，张良伏击始皇于此，见《史记•始皇本纪、留侯世家》。地在阳武之南，东南去浚仪四十里。狼，一作浪。《水经•渠水注》作“博浪泽”。
〔3〕“桓”、“武”义通。
河南〔1〕故郏鄏地；周武王迁九鼎，周公致太平，营以为都，是为王城；至平王居之〔2〕。
【注释】
〔1〕1954年考古研究所在今洛阳市西郊涧水东岸发现了这座县城的故址，与《括地志》、《太平寰宇记》等故城在唐宋河南县治北九里苑内东北隅的记载相符合。《读史方舆纪要》、《清一统志》作在清洛阳县西五里，那是错的。
〔2〕郏鄏在河南城西。周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郏鄏，周人定居河、雒之间始此，至周公始营建都邑。平王避犬戎之患，东迁居此。至敬王，迁成周。张良博浪沙刺秦
缑氏〔1〕刘聚，周大夫刘子邑〔2〕。有延寿城〔3〕、仙人祠〔4〕。莽曰中亭。【注释】
〔1〕今偃师县西南二十里有缑氏镇，那是宋代缑氏县的故址。汉县故城在今偃师东南三十五里，城南五里即缑氏山；地当从河淮平原西来逾越嵩山山脉进人伊洛平原的山口，自春秋以来即著称史册。
〔2〕 故址在今偃师县西南，缑氏故城西北刘涧上。刘子是春秋时周畿内的一个大夫。
〔3〕 城在县治北郊，即春秋时滑国的都成费。
〔4〕武帝元鼎时方士言缑氏城上有仙人迹，天子亲幸视迹，见《史记•封禅书》、本书《郊祀志》。祠疑即起于是时。
卷〔1〕
【注释】
〔1〕 故城在今原阳县废原武县西北七里。
原武〔1〕莽曰原桓。
【注释】
〔1〕故城即今原阳。
巩〔1〕东周所居〔2〕。
【注释】
〔1〕 故城在今县西南三十里洛水北岸。
雒水东北至县境入河，见本志弘农上雒下。
〔2〕“东周”指战国时的东周国，不是指周平王以后的周王朝。战国初周考王封弟揭于河南(王城），是为桓公；至桓公孙惠公，又封其少子班于巩。自后河南号西周公，巩号东周公。至显王二年，赵、韩又分周为二，自后周王徒有空名，无复国土,东西周遂各为一国。
谷成〔1〕《禹贡》瀍水出朁亭北，东南入雒〔2〕。
【注释】
〔1〕 故城在今洛阳城西北十四里。
“成”通“城”，《左传》定公八年、本志弘农黾池下、《续汉书•郡国志》皆作“谷城”。城西临谷水，因名谷城。谷水东北至县境入雒,见本志弘农黾池下。
〔2〕瀍一作“廛”。“朁”一作“潜”。据《水经注》，朁亭在谷城县北山上，瀍水出其北。瀍水是一条很小的水，首尾不过五六十里；由于《尚书•洛诰》提到了它，因而见于《禹贡》；既见于《禹贡》，汉志为了要“缀《禹贡》”，因而也就不能不把它采录进去了。
故市〔1〕
【注释】
〔1〕 故城在今郑州城西北三十五里。
密〔1〕故国〔2〕。有大騩山，潩水所出，南至临颍入颍〔3〕。
【注释】
〔1〕故城在今县东南三十里。
〔2〕 密国为周共王所灭，见《国语•周语》。
〔3〕“騩”，’一作“隗”，一作“嵬”。“潩”，一作“瀷”。大騩山在今密县东南五十里，禹县北四十里。临颍，颍川属县，故城在今县西北十五里。潩水今名鲁姑河，一名清流河。
新成〔1〕惠帝四年置〔2〕。蛮中，故戎蛮子国〔3〕。
【注释】
〔1〕故城今伊川县治。郡国志作“新城”。
〔2〕战国时已有此地名，至惠帝四年置县。
〔3〕蛮中，一作 “蛮氏”、“鄤氏”、“鄤聚”。蛮子，一作“鄤子”，春秋时戎的一种，为楚所灭，见《左传》昭公十六年。地在今临汝县西南汝水南岸。【注释】
〔1〕故城在今开封城南五十里。唐代才把开封县移到当时的汴州即今开封城内。
〔2〕故址在今开封城东南二十四里。“或曰”是疑似之辞，表示有此一说，作者未敢置信。实际此说确是错了。据《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宋之逢泽在宋都商丘（即今县)近旁，不可能远在数百里外的汉开封县境内。此逢池当即战国时魏之“逢陂”，一称“逢泽”；至春秋时宋之“逢泽”,当即《水经•睢水注》睢阳(即今商丘)城南的“逢洪陂”。
成皋〔1〕故虎牢，或曰制〔2〕。
【注释】
〔1〕故城在今巩县东北，废汜水县西北二里汜水西岸大伾山上。
〔2〕虎牢，传说是周穆王畜虎之处，见《穆天子传》。春秋时为郑邑，后入晋；战国始称成皋，韩邑；秦以为关，汉置县。制是东虢故地。班固知道东虢在荥阳(见本志弘农陕县下），不敢肯定就是虎牢，故称“或曰”。其实也是错的。椐《左传》，襄公二年晋帅诸侯之师城虎牢，至十年，晋又“命诸侯之师城虎牢而戍之，晋师城梧及制”,虎牢与制非一地甚明。
苑陵〔1〕莽曰左亭。
【注释】
〔1〕故城在今新郑县东北三十八里。苑，一作“宛”，一作“菀”。
梁〔2〕惮狐聚，秦灭西周，徙其君于此。阳人聚，秦灭东周，徙其君于此〔2〕。
【注释】
〔1〕故城在今临汝县西二十五里汝水南岸。
〔2〕东西周释见巩县下。二聚相近，各去今临汝县四十里。惮狐在县西北，阳人在县西，皆在汝北。
新郑〔1〕《诗》郑国，郑桓公之子武公所国；后为韩所灭，韩自平阳徙都之〔2〕。
【注释】〔1〕故城在今县西北，洧水贯城中。京兆尹的“郑”是旧郑，故此曰“新郑”。〔2〕《诗经》里的郑国，就是东周时代的郑国，郑国上缀一“诗”字，即志序所谓“考迹诗书”，用别于西周时代、即郑桓公时代的郑(见本志京兆尹郑)。韩初都平阳（见本志河东平阳），至哀侯二年灭郑，徙都郑。济阴郡
济阴郡〔1〕故梁，景帝中六年别为济阴国，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2〕。《禹贡》荷泽在定陶东〔3〕。属兖州。户二十九万二千五百，口百三十八万六千二百七十八〔4〕。县九。
【注释】
〔1〕《水经》“济水又东过冤朐县南，又东过定陶县南”，是郡领九县，七县皆在济水之北，郡治定陶也在济水北岸；水北曰阳，而郡以济阴为名，不可解。疑济水在景帝后曾经改道，《水经》所载济水，已非初置济阴国时的济水旧道。
〔2〕“故梁”，指汉初的梁国。景帝中六年分梁国为五国，其一为济阴。
此条叙沿革只讲到济阴国、定陶国，没讲到济阴郡，很明显有脱漏。据《史记》、本书《诸侯王表》和《史记•梁孝王世家》，则在“别为济阴国”下，应增“后元年为郡”一句；“更为定陶”下，应增一“国”字；此下再增“黄龙元年复故；成帝河平四年复为定陶国；哀帝建平二年复故”三句，才把济阴郡在西汉一代的沿革叙全。
〔3〕志叙山、川、陂、泽皆在县下，惟有庐江、泰山、蜀郡、敦煌、雁门与此郡错出郡下。荷一作“菏”。泽在今菏泽县东南三十里，汉定陶县东北；清代地图上的夏月湖，即其遗址。
〔4〕济阴郡户口很多，而郡境很狭小，只相当于今菏泽、定陶两县，和鄄城、巨野、城武三县的各一部分。汉志百三郡国中，口数在百万以上的计有：
户 | 口 | |
汝南郡 | 461,587 | 2,596,148 |
颍川郡 | 432,491 | 2,210,973 |
沛郡 | 409,079 | 2,030,480 |
南阳郡 | 359,116 | 1,942,051 |
河南郡 | 376,444 | 1,740,279 |
东郡 | 401,297 | 1,659,028 |
东海郡 | 358,414 | 1,559,357 |
陈留郡 | 296,284 | 1,509,050 |
济阴郡 | 292,005 | 1,386,278 |
蜀郡 | 268,279 | 1,245,929 |
临淮郡 | 268，283 | 1,237,764 |
琅邪郡 | 228,960 | 1,079,100 |
河内郡 | 241,246 | 1,067,097 |
会稽郡 | 223,038 | 1,032,604 |
济阴郡图
定陶〔1〕故曹国，周武王弟叔振铎所封〔2〕。《禹贡》“陶丘”：在西南，陶丘亭在南〔3〕。【注释】
〔1〕故城在今县西北四里。
因境内有陶丘，春秋、战国时都称为“陶”，秦始称“定陶”。
〔2〕“叔”是周天子对同姓诸侯的称号，曹叔名振铎。曹国至春秋末为宋所灭。
志叙沿革、史迹,往往详古而略今。定陶是汉高袓即帝位之地，又是汉初梁孝王以前的梁国国都，志皆不及。
〔3〕丘在今县西南七里。丘上又有一丘，形如陶灶，因名陶丘。陶丘是上古时代一个很著名的地方，传说尧尝居此，故号“陶唐氏”，舜陶河滨亦在此，因而为《禹贡》作者所采录。
冤句〔1〕莽改定陶曰济平，寃句县曰济平亭〔2〕。
【注释】
〔1〕故城在今菏泽县西南四十里。
寃一作“宛”，句一作“朐”。
〔2〕志例叙王莽改制皆在各该郡县下，此条又自乱其例。“定陶”下当有一“郡”字，《后汉书•耿纯传》父艾为莽“济平大尹”(莽改汉的郡太守为大尹)可证。
吕都〔1〕莽曰祁都。
【注释】
〔1〕故城在今菏泽县西南二十里吕陵集。
葭密〔1〕
【注释】
〔1〕故城在今菏泽县西北二十五里葭密集。
成阳〔1〕有尧冢、灵台〔2〕。《禹贡》“雷泽”〔3〕在西北。
【注释】
〔1〕故城在今鄄城县东南，西南距荷泽县六十里。
周武王封弟叔武于成，在县治北，其后南迁于此，故称成阳。成，或讹作“城”。
〔2〕据《水经注》，成阳城西二里有尧陵，陵南一里有尧母庆都陵，名曰“灵台”。成阳离定陶很近，成阳出现尧冢、灵台，显然和尧居定陶陶丘的传说有关。有关尧的传说的遗址，见于本志的除此而外，河东蒲坂和中山唐县皆有尧山。
〔3〕雷泽，《禹贡》原文作“雷夏泽”。据《水经•瓠子河注》，泽在成阳县西北十余里，东西二十余里，南北十五里，传说舜渔于此；泽西南十许里有小山名历山，山北有陶墟，传说舜耕、陶于此。
鄄城〔1〕莽曰鄄良。
【注释】
〔1〕故城在今县之北，黄河北岸，西去废濮县二十里。
春秋、战国时名鄄，《史记》或作“甄”。
句阳〔1〕
【注释】
〔1〕故城在今荷泽县北三十五里句阳店。
古有句渎,县处其阳，故名句阳。
秺〔1〕莽曰万岁。
【注释】
〔1〕故城在今城武县西北二十九里。说文作“䅊”。
乘氏〔1〕泗水东南至睢陵人淮〔2〕，过郡六〔3〕，行千一百一十里。
【注释】
〔1〕在今钜野县西南约五十里。
〔2〕泗水似应作“荷水”，或作“泲水”。据《水经注》，此水首受济，东出汇为菏泽，又自泽东出，下流会泗入淮。首受泲，故可称“泲水”，承菏泽之下流，故可称“荷水”。菏水之名见于《禹贡》(今本《尚书》作“河”，疑传写脱艸头。或曰，古河菏通用。），应为此水之正称。此水东至山阳方与(今鱼台北)会泗水，又东至湖陵（今鱼台东南）会南梁水；本志鲁国卞县(今泗水东）下“泗水西南至方与入泲”，蕃县(今滕县）下“南梁水西至湖陵入泲渠”，则志文“泗”应作“泲”；山阳湖陵下“《禹贡》‘浮于淮泗，通于河（菏）’，水在南”，则志文“泗”应作“荷”。《水经注》亦或作“济”，或作“菏”。且此水下流既与泗水会，宜无亦名泗水之理。但许慎亦称“泗受泲水”(说文），郑玄亦称“泗出乘氏”(《史记•夏本纪》集解引），则可见汉人的确又称此水为“泗水”，志文不误。
志又称此水“东南至睢陵入淮”，而卞县的泗水则西南至方与入泲，泲即此水，可见班固以此水为泗水的生源，反以出于卞县的著称于汉以前古籍的真正的泗源为支流，这也是一件怪事。是不是班固搞错了呢?也没有错。看《说文》谓“泗受泲水，东入淮”，郑玄注泗水不说出卞县而说出乘氏，足证许、郑心目中的泗水，同样以来自乘氏一水为主源。《水经>对方与以下二水会合后的下流既称“泗水”于泗水篇，又称“济水”于济水篇，二水一视同仁，也并不是断以来自卞县的泗水为主源。由此可见以乘氏出济之水即菏水为泗水主源，在汉代即便不是定说，至少是相当普遍的说法。
汉人为什么称此水为泗水，又为什么会把此水认为是泗水的主源呢？这可能与当时的水道交通路线有关。因为这条水是从春秋以来沟通济、泗，也就是沟通中原与东南之间的一条关键水道。中原人自西徂东，不出鸿沟，就必出此水。他们习闻泗水是东方的大水，却不很熟悉这条介在济、泗之间的菏水，由于此水下流入泗，因而就有人误称此水为泗水，久而久之，遂成为中原人对此水的通称；也有人由于此水出于泲而称之为泲水的，但比较不通行；而原来的正确的名称菏水,竟反归湮没。所以班固在乘氏下叙此水源流正式称之为“泗”，又在方与、湖陵下提到它的别称“泲”却只在湖陵下用释古的语气说此水就是禹贡的“菏水”，倒是正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況，一点也没有错。既认此水为泗，而此水的上源来自黄河，由河入济，由济入此水，它的水量很可能比方与以上来自卞县的泗水要大些，这就很自然地使汉人认为此水是泗水的主源了。泗水图
自湖陵以下，汉时泗水又东南经沛县(会泡水，见本志山阳平乐下）、彭城(会获水，见梁国蒙县下）、下邳(会桐水，见东海容丘下；会治水，见泰山南武阳下；会沂水，见泰山盖县下；会术水，见琅邪东莞下）、取虑(会睢水，见陈留浚仪下），这一段大致和《水经注》里的泗水亦即金、元黄河夺泗以前的泗水是相同的。但《水经注》以后的泗水明明是在汉淮阴、泗阳二县之间，即今淮阴县境入淮的，而本志称“东南至睢陵入淮”，睢陵故城在今睢宁县南，因此从前许多学者都认为班固又记错了，志文“睢陵”应作“淮阴”。倒底错了没有？只要用《水经》的记载对照一下，便很明白。《水经》叙济水作“又东南过徐县(今盱胎县西北约六十里)北，又东至睢陵县南入淮”，与班说同；叙淮水作“东至淮阴县西，泗水从西北来注之”，淮阴之西,就是睢陵之南。若说汉志错了，那末《水经》也错。汉志记载简单，“睢陵”二字犹有可能是“淮阴”之误，《水经》记载较详，难道徐县北、睢陵南、淮阴西都是错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可见汉志记载之所以和《水经注》以后的泗水经流有所不同，决不是汉志错了，却是由于水道变了。汉时泗水自取虑(故城在今雎宁县西南)以下，显然和后代的泗水不同：前者在西，后者在东；前者经徐县，后者不经徐县；前者经睢陵之南，后者经睢陵之北了；前者入淮处在睢陵南，东接淮阴界，后者入淮处在淮阴北，泗阳东南。正因为古泗水出睢陵南，泗阳县境在水北，所以秦、汉初置此县时命名“泗阳”而不名“泗阴”。
汉志这一句短短九个字的记载，就存在着上述水名、水源、入淮地点三个问题；初看似乎汉志全都错了，仔细一考究，竟全都不错。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教训：读古代的地理著作，遇到古人记载和后世情况有出入时，虽不必迷信古人，却断不可轻易说古人错了。须知地理情况是随着时代而变的（尤其是平原地带的水道经流，变得很频繁），古今记载不同，往往正是我们探索古代地理情况、推寻古今演变的极好资料。这条汉代由乘氏到睢陵入淮的泗水，二千年来几经迁变，故道已基本上不复存在。自乘氏至方与，可能有一部分和现在的万福河相同；自方与以下，已陷入昭阳湖、微山湖中，自微山湖以南，尽归湮没；只有今洪泽湖北岸的老汴河，可能是当时睢陵以南入淮的故道。
〔3〕过济阴、山阳、沛郡、楚国、东海、临淮六郡国。
泗水国既以泗水为名，武帝初置时当有泗水下游入淮之地，至汉末已割归临淮，若泗水不在睢陵而在淮阴、泗阳间入淮，那末就是在汉末泗水也非流经泗水国不可，“过郡六”当作“过郡七”。由此亦可证睢陵入淮不误。
作者简介
谭其骧(1911－1992)，字季龙，笔名禾子、谭禾子。浙江嘉兴人。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1930年毕业于暨南大学历史系。1932年起任北平图书馆馆员。1934年与顾颉刚发起成立禹贡学会并任理事。同年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历任理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1940年至1950年在浙江大学史地系任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还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等职。主要著作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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